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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孩政策與社會法制度完善

      摘要:中國實施的二孩政策,有利于改善人口結構,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二孩政策的順利實施,有賴于家庭生育意愿的提高,國家應積極完善相關的社會法及其制度,確保兒童權利得到充分保護,實現二孩政策的預期目標;要創造有利于保護女性就業平等權的制度環境,科學設置與生育有關的假期,合理分配國家、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責任。隨著新生兒的增多,為兒童提供應有的福利,完善包括學前教育和照料設施制度等是二孩政策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對兒童福利的關注應成為未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點。

      關鍵詞:中國人口;二孩政策;社會法;兒童權利和福利

      一、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及其面臨的挑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生育政策也在不斷地調整。2001年后,我國開始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反思,并逐步放松限制生育一孩的政策。我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尤其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后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一方面,使中國進入了低生育率階段;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如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勞動力年齡人口開始減少,出生性別比例嚴重偏高,等等。由此產生的人口結構性問題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已引起社會極度關注。由此,我國一些地方政府相關部門開始對一孩政策進行調整。20世紀末,山東、四川等27個省市區開始實行“雙獨”夫妻(即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生二孩。至2011年,全國各省市區都實行雙獨二孩政策。但由于該政策涉及的目標人群較少,對提高生育率的影響仍然有限。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到,啟動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然而,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的第一年內,全國僅有不足100萬對單獨夫婦提出再生育申請,新增出生人口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1]20-21,31。2015年,中央再次果斷調整政策,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指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201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改并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以下簡稱《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并從2016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至此,中國開始全面實施二孩政策。2016年是中國全面實施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實施效果比較顯著。當年,我國新生人口有兩個統計數字,一個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新生人口為1786萬人;另一個是原國家衛計委統計的活產嬰兒數為1846萬。按照當年出生的孩子結構來看,二孩出生基本上已經占到了45%左右,其中大概有800到830萬出生的新生兒是二孩。我國全面實施二孩政策達到了預期效果[2]。當然,在這些二孩中,有一部分是以前政策(單獨二孩)所允許的新生兒。專家預測,二孩政策實施后,我國每年將多出生人口300~500萬人。二孩政策將對我國人口總數、出生人口總數、人口結構、勞動力人口總數、家庭結構等產生影響[3]。從2016年和2015年的對比看,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1655萬人①;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萬人②。2016年比2015年多出生人口131萬人。我國二孩政策的效果初步顯現。但值得關注的是,2017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63萬人[4]。可見,二孩政策帶來的新增出生人口數量和預期還存在較大差距。其中影響家庭生育愿望的因素較多,包括生育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小孩照料和入托入學的成本和負擔,城鎮化的水平以及社會養老體系的發展,等等。我國政府相關部門也認識到影響二孩政策實施效果的因素。2016年,時任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一些家庭在“生還是不生”問題上存在顧慮,主要集中在婦女就業、孩子照料、入托入學等方面[5]。我國相關部門必須關注影響生育政策實施效果的制約因素。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上強調,“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因此,我們要通過完善相關政策,減輕生育二孩對女性就業的負面影響以及對家庭的負擔,鼓勵家庭生育二孩。本文將從社會法角度,尤其是從勞動法和兒童福利法兩個方面,結合十九大報告的精神,分析如何通過法治完善,及建立相應的配套制度,以鼓勵生育,推進二孩政策目標的實現。

      二、二孩政策與勞動法制的完善

      二孩政策使女性家庭負擔更重,女性全身心投入工作將受到影響,對女性就業機會和就業質量將產生影響。正如有學者指出,就業性別歧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應得到社會與學界的關注。在“全面二孩”政策放開之際,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歧視狀況將進一步惡化,對政策及生育意愿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研究顯得更為必要[6]155。從現實觀察可知,我國實行二孩政策后,女性在就業市場上受到歧視的可能性加大。雇主在同等條件下傾向于招聘男性,女性因懷孕被違法解雇或拒絕錄用的現象時有發生,致使女性就業難度增大。為此,我們需要從多個角度反對就業歧視,保護女性平等就業權,提高女性就業質量。(一)反就業歧視制度。由于二孩政策加劇了女性受到歧視的可能性,因此反就業歧視法更顯重要。近年來,我國反就業歧視立法和實踐取得了不少成就。2007年,我國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用專章規定了公平就業,明確禁止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歧視。目前,我國立法明確禁止的歧視事由已包括7類,即種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別、殘疾、傳染病病原攜帶、社會出身(農村與城鎮)等。除了國家層面的立法,有關行政機構的部門規章也涉及禁止歧視。例如,我國人力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出臺了有關禁止乙肝歧視和規范體檢的部門規章,有利于減少乙肝歧視[7]144-145。目前,我國在反就業歧視實踐方面仍然面臨諸多挑戰。第一,勞動者舉證責任較重,往往因缺乏證據無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由于我國很多用人單位的歧視行為較為隱蔽,再加上缺乏就業歧視案件舉證責任轉移的規則,許多求職者或勞動者往往因舉證困難難以勝訴[7]148-149。第二,對歧視受害人的救濟嚴重不足。在實踐中,我國許多法院把歧視案件作為一般人格權的糾紛處理,往往只讓加害人承擔數額非常有限的精神損害賠償(一般為2000~4000元)和賠禮道歉的責任;在一些案件中,雖然還對受害人的經濟損失提供救濟,但通常僅賠償直接的費用支出,而沒有對求職者喪失工作機會的未來損失給予補償[8];另外,由于雇主責任較輕,使法律責任對雇主的威懾力不足,許多雇主依然存在就業歧視。中國應逐步完善反就業歧視立法和實踐。第一,制定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盡管中國已經建立了反就業歧視的立法框架,但相關立法比較粗疏,應當加以完善,制定反就業歧視法。目前,我國在就業歧視的定義、類型和構成要件,舉證責任,用人單位的責任以及受害人的救濟方式等方面都不甚明確。十九大報告指出,“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反就業歧視法的出臺有利于保護女性的就業平等權。第二,加強行政機關在反就業歧視中的作用。目前,我國比較現實和可行的做法是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內設立獨立的機構,專門負責反就業歧視監督和平等權促進的工作。第三,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完善歧視案件的舉證規則。只要受害人能夠提供受歧視的表面證據,用人單位就要承擔反駁的舉證責任。第四,加強對受害人的救濟。用人單位對受害人失去工作機會等未來經濟損失應當給予賠償[8]。我們只有加大實施歧視行為的用人單位的責任,才能減少和預防就業歧視。當然,禁止對女性的就業歧視,還取決于法律上對女性生育帶來的成本在雇主、雇員和政府之間的合理分擔。女性生育不可避免會對工作造成負面影響,這也增加了雇主的成本;如果沒有適當的制度安排,雇主會盡量少雇用女性。因此,我國單純依靠07反就業歧視法并不能根本解決女性就業歧視問題。(二)非全日制工制度。二孩政策導致婦女家庭責任更重,為了更好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關系,更多的女性可能從事非全日制工作。國外很多國家,女性從事非全日制工作的比例要大大高于男性。例如,荷蘭有60%的女性參與就業;而在就業的女性中,75%的女性從事非全日制工作,即每周工作時間在20~35小時之間。相比女性,男性只有15%從事非全日制工作[9]838。根據日本總務省“勞動力調查”統計,截至2017年9月,日本非全日制工約為995萬人,其中男性115萬人,女性880萬人,女性占比為88%①。據2015年數據,在德國的雙親家庭中,男方從事全日制工作、女方從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家庭占比超過45%②。可見,非全日制工制度對女性尤其重要。目前,中國并沒有關于非全日制工數字的官方統計,但隨著二孩政策的實施,更多的女性將選擇非全日制,以更好地兼顧家庭和工作。因此,我國應該創造良好的非全日制工制度環境,促進女性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維護女性的勞動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規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時計酬為主,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4小時,每周工作時間累計不超過24小時的用工形式③,非全日制工的范圍較窄。我國《勞動合同法》對非全日制工作了特殊的規定,排除了部分但重要的勞動法規則的適用。一是規定“非全日制用工雙方當事人可以訂立口頭協議”④。《勞動合同法》規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卻不要求非全日制工訂立書面合同。筆者認為,這值得商榷。因為非全日制工是一種非典型的用工方式,工作時間和工資等內容不易確定,雙方更需要通過書面合同明確合同的具體內容,不訂立合同不利于明確雙方權利義務。在實踐中,因非全日制工未簽訂書面合同,往往導致糾紛增加,非全日制工難以主張自己的權利[10]90。二是排除了解雇保護規則的適用。《勞動合同法》規定:“非全日制用工雙方當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隨時通知對方終止用工。終止用工,用人單位不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⑤眾所周知,解雇保護即雇主解雇雇員需具備正當事由并遵守正當程序,是勞動法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保護勞動者的有力措施,而非全日制工的雇主可以隨時將其解雇,將使非全日制工處于非常不利的狀態。此外,非全日制工的社會保險權益保障也面臨挑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的規定,未在用人單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可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由個人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未在用人單位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可以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由個人按照國家規定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⑥。從條文看,用人單位并沒有為非全日制工參加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義務,是否參加社會保險對于用人單位和非全日制工均屬于自愿。如果用人單位沒有為非全日制工參加社會保險,非全日制工可以自愿參加,但養老保險費和醫療保險費都由非全日制工自己承擔,導致許多非全日工并不愿意參保[11]17-18。一些地方只允許本地城鎮戶籍的靈活就業人員參加職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不允許外地戶籍的靈活就業人口參保[12]34。由此可見,中國關于非全日制工的立法與非全日工應有的立法精神和理念———“平等待遇”并不相符。許多國家和地區非全日制工的立法目的在于為其提供與全日制工相同的保護。1998年,歐盟通過了保護非全日制工人平等權的97/81號指令⑦。該指令適用于存在勞動合同或勞動關系的非全日制工人,其首要的目的是“規定消除針對非全日制工人的歧視以及提高非全日制工作的質量”;其基本原則是“非歧視”,即在勞動條件上,非全日制工人和相對應的全日制工人相比,不能僅因其非全日制工作而受到不利待遇,除非差別待遇具有正當和客觀的理由①。為了落實該原則,歐盟的97/81號指令規定,成員國有義務確認和審視其法律或行政上可能妨礙非全日制工作機會的限制措施,并加以消除②。因此,中國應樹立平等理念,完善非全日制用工的規則,為女性就業提供更加公平的待遇。(三)與生育有關的休假制度。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明確,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③。這是行政法規對女性產假規定的全國統一的最低標準。與二孩政策相關,國家對與生育有關的休假也作出了新的規定。2015年,中國新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第18條),并對和生育有關的休假制度作出規定。該法第25條規定,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獲得延長生育假的獎勵或者其他福利待遇。該法第29條規定,本章規定的獎勵措施,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或者人民政府可以依據本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具體實施辦法。為了落實《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相關規定,我國各地紛紛出臺了相關條例,對與生育有關的休假制度作出規定。筆者選取北京、上海、廣東、福建、四川、甘肅等6個省級區域為例,比較各地與生育有關的休假制度。從目前我國各地規定及制度分析,筆者認為有一些問題值得關注。第一,女方生育獎勵假。我國各地在法定的產假(98天)基礎上,規定的女方生育獎勵假的天數存在較大差異。有的地方為30天、60天、80天,有的地方為60~82天、82(180~98)天不等。這種各地生育獎勵假天數差異過大的現象值得反思。此外,各地都將全國規定的產假之外的假期稱之為“獎勵假”。產假本來就是產婦應有的一項權利,這種獎勵假是對何種行為的“獎勵”?僅僅因為是在全國規定的基礎上增加的假期就稱之為“獎勵”假,是否妥當值得反思。第二,男方陪產(護理)假。目前,我國在法律中并沒有明確父親因孩子出生獲得的假期。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25條僅規定,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獲得延長生育假的獎勵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并沒有明確規定男方的陪產假。但各省份依據自己特點,普遍建立了男方陪產假制度。從法律淵源看,男方這一假期并沒有明確的法律基礎,且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來源,各地對該假的名稱也不統一;有稱之為“陪產假”的,有稱之為“照顧假”的,還有稱之為“護理假”的。名稱不同,反映了對這一假期功能和性質尚認識不清。另外,各地假期天數也存在較大差異。在北京、上海等6個地區中,就分別存在休假10、15、20、30天的做法。有的地方只有7天,比如山東、天津④;有的地方高達30天,比如云南、河南⑤。目前,雖然男方陪產假的法律基礎和各地規定尚存在諸多問題,但各地的立法是一個有益嘗試,并且對男性陪產假的規定具有積極意義。從人權保障視角看,為了女性權利的完全實現、新生兒權利得到保障,同時也使男性獲得對家庭、妻子和孩子照顧的機會得到保障實行男性,陪產假實為必要[13]68。從微觀層面看,丈夫在妻子生育時回歸到家庭,對妻子和新生兒進行生活的照顧,分擔妻子的負擔并使得剛生育妻子的精神有了寄托和依靠,為和諧的家庭生活奠定了基礎[13]69。男方陪產假體現了男女雙方在生育中的共同責任,以及男方對妻兒的責任,有利于男方對妻兒的照顧和看護,具有積極意義。中國應該在總結地方立法實踐的基礎上,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明確規定這一假期。27北京、上海、廣東、福建、四川、甘肅等六省市相關制度詳見表1。與生育有關的假期還包括父母親的“育兒假”。截至2010年,全球實行父母親育兒假的國家已達到49個左右[14]103。目前,中國尚未建立育兒假制度。從長遠和有利于兒童成長的角度看,中國也有必要建立育兒假制度。但由于育兒假制度假期較長,對雇主影響較大,其可行性還值得觀察。例如,德國規定,新生兒父母可以在孩子出生以后的第一年內獲得父母津貼;同時,雇員可以申請育兒假,育兒假最長可以申請3年;在育兒假期間,雇員無需工作,雇主也沒有義務支付工資,但在育兒假期間,勞動關系仍舊存續[15]335-337。由于育兒假制度較為復雜,雇主、雇員和國家的責任如何分擔還需要探索,我國“育兒假”制度的建立還需不斷探索完善。第三,男女方職工休假期間的待遇。按照我國各省市自治區規定,產假和陪產假期間,生育的女方和男方的工資待遇不變。這樣的規定固然對女方和男方職工有利,但在現實中,由于產假或陪產假期間,生育保險基金只支付女方部分工資待遇,用人單位要承擔較多的義務和責任,可能對雇主造成過重負擔。比如,《廣東省職工生育保險規定》(2014)中規定,“包括職工依照計劃生育法律、法規規定享受獎勵增加的產假或者看護假期間,由用人單位按照規定發放工資,職工不享受生育津貼。”①換言之,生育保險基金只支付女方國家法定的98天生育假的工資,獎勵的80天工資由用人單位支付。同時,該辦法還規定“職工已享受生育津貼的,視同用人單位已經支付相應數額的工資。生育津貼高于職工原工資標準的,用人單位應當將生育津貼余額支付給職工;生育津貼低于職工原工資標準的,差額部分由用人單位補足。”②如果生育津貼低于職工原工資標準,用人單位還要支付差額。北京市也有類似的規定③,男性陪產假的工資也是由用人單位支付的。因此,企業在員工參加生育保險的基礎上,女性生育,除了要允許女方休產假、男方休陪產假,還要支付相當金額的工資福利,對企業可能是一個較大負擔。雖然我國各地出臺的女方獎勵產假和男性陪產假,有利于生育雙方照顧小孩,協調工作和生活的關系,但卻增加了雇主的很多負擔。如何使因生育造成的成本在企業、政府和職工進行更加合理的分配,這也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的問題。男女雙方的生育行為雖然具有私人屬性,但生育事關國家人口結構、事關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因此,男女雙方因生育行為產生的成本,政府應當承擔一定職責,不能完全由企業和個人承擔。目前,我國應擴大生育保險基金的支付范圍,減輕企業負擔。此外,我國各地產假和陪產假的立法差異也值得關注。休假的權利是職工的一項基本權利,從勞動者角度看,勞動者應當平等享有這項權利,不應因地域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從用人單位角度看,各地規定不同,造成用人單位不同的經濟負擔也不合理。特別是現在同一企業可能在不同地域設立分支機構,員工的跨省份流動性也很強;因各地休假制度的不同,也給休假制度的實施帶來諸多不便;而且產假和陪產假的長短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并無直接關聯。目前,我國各地產假和陪產假長短不一且差異較大的做法值得反思,有關休假制度的統一和休假立法權的歸屬也值得關注。

      三、二孩政策與兒童福利制度的完善

      我國二孩政策除了對女性就業以及與生育有關的假期制度帶來影響,如何保障孩子的福利和權利,減輕家庭的負擔,也是政策目標能否順利實施的重要內容。(一)二孩政策與學前教育制度的完善。近年來,雖然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成效顯著,然而由于起點低、底子薄,學前教育仍然是教育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2015底,我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為75%,盡管比2009年的50.9%提高了近1/2,但仍然意味著我國還有1/4的兒童無法接受學前教育。按照2015年我國學前適齡兒童數計算,有近1500萬適齡兒童無法入園[16]13。有課題組對我國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按全國每年新增300萬學前兒童,2020—2022年間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在不同普及率條件下的學位規模、園所和專任教師需求進行了測算。根據2015年我國幼兒園平均規模200人、專任教師和兒童師幼比1比15計算,到2022年,按毛入園率為75%、80%和85%條件下的學位數,需要新增幼兒園數分別為3.375萬、3.600萬和3.825萬所;需要新增專任教師數分別為45萬、48萬和51萬名[16]16。目前,我國學前教育面臨很大缺口,許多地方存在學前教育難的問題。即便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也存在入園難的問題。在黨的十九大記者招待會上,教育部長陳寶生說,下一步,學前教育將繼續擴大普惠性資源,力爭到2020年,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左右④。政府設定的目標令人振奮,關鍵在于政府要加大投入,實現預定目標,并不斷提高兒童入園率。我國除了繼續擴大普惠性資源,提高兒童入園率外,如何提高幼兒園質量,保證幼兒安全,也是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2017年,我國多地發生幼兒在幼兒園受到侵害事件,后果十分嚴重、影響十分惡劣、令人十分痛心[17]。這充分暴露出了我國在幼兒教育方面的短板以及面臨的巨大挑戰,也反映了幼兒教育法治建設的落后。因此,我國必須高度重視兒童的學前教育問題,加大學前教育投入力度,完善相關制度,尤其是應該盡快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前教育法》。目前,我國已經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等,但是唯獨沒有關于學前教育的法律。因此,我國有必要專門針對學前教育制定法律,明確學前教育的管理體制和政府責任,切實維護兒童學前教育的權利,健全我國教育法律體系。此外,我國應修訂《幼兒園管理條例》,提高其立法位階。《幼兒園管理條例》是1989年由國家教委制定發布的,但經過近30年的發展實踐,由于該條例的內容過于簡單,無法適應現實的需要,且立法位階過低,權威性不足,因此建議盡快制定新的《幼兒園管理條例》。我國應通過修訂《幼兒園管理條例》和其他立法措施,提高幼兒園設立門檻,完善幼兒園教師任職資格,加大對幼兒園運行的監督,建立預防幼兒受到侵害的制度,切實維護兒童的安全。(二)兒童照料和其他福利制度的完善。嬰兒的到來給家庭帶了快樂,也給家庭帶來了負擔。由于女性在生育期間工資收入一般都會下降,而孩子出生需要照料,導致支出增加,因而兒童在成長中給家庭造成的經濟負擔也需要得到社會和政府的關注。目前,中國對孕婦和嬰幼兒提供經濟幫助的項目非常少,主要限于在孕婦產檢和幼兒疫苗注射上給予一定的優惠和幫助。我國尚未建立完善的針對孕婦、產婦或嬰幼兒及家庭提供經濟補助的制度,許多家庭面臨較大的經濟壓力。幼兒照料和早期教育將給一般的家庭帶來較大負擔,政府應當考慮為低收入家庭或者因生育而降低收入的家庭提供一定的經濟補助,幫助家庭減輕負擔,并促進幼兒健康成長。世界許多發達國家都針對生育家庭和嬰兒建立了專門的支持措施。如德國制定了專門的《聯邦父母津貼與育兒假法》。從法律層面全面系統規定了因孩子出生,父母可以獲得的各類津貼和育兒假,目的在于鼓勵生育的男女雙方照顧孩子,減輕他們因工作收入降低帶來的負擔[15]335-337。雖然中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不同,但發達國家對生育家庭的支持措施和立法理念值得借鑒。目前,中國許多地區都建立了針對老年人的普惠制福利。兒童和老年人類似,都屬于弱勢群體,需要家庭和社會的特殊照顧和關心。因此,我國各地根據財政狀況探索建立兒童福利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既有利于減輕家庭負擔,也有利于鼓勵生育二孩。從實踐看,我國新生嬰兒出生以后,主要依靠家庭成員或保姆照料。一方面,由于每個家庭的經濟情況和家庭結構并不相同,這種照料模式一方面使家庭背上沉重負擔;另一方面,這種分散的照料,因其封閉性和非專業性,效率和效果并非最佳選擇。因此,社區的公共服務就尤顯重要,但社區在此方面提供的公共服務幾乎還是空白。如果政府或者社區能夠提供一些免費或低價的照料設施和照料服務,將大大減輕家庭負擔,并有利于促進兒童健康成長。

      四、結論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幼有所育”是十九大報告新的亮點之一,幼兒的教育和照料是目前我國民生工作的短板,也是老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之一。因此,必須重視二孩政策的配套制度建設;二孩政策的順利實施,有賴于家庭生育愿望的提高。如果沒有相關的配套制度,不能充分保護女性的就業以及解決新生兒到來帶來的一系列社會保障問題,二孩政策就難以實現預期目標;政府需要解決二孩政策帶來的挑戰,要創造有利于保護女性就業平等權的制度環境,避免女性因生產受到不利待遇。同時,政府要科學設置與女性生育有關的假期,合理分配國家、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責任,避免出現“政府請客、企業買單”的現象,過分加重企業的負擔。再者,隨著新生兒的增多,如何為新生兒提供應有的福利,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減輕家庭負擔,包括學前教育和照料設施的完善等,也是二孩政策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對兒童福利的關注應成為未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一個重點。只有這樣,我國才能不斷減輕家庭負擔,推動二孩政策的順利實施,并促進兒童的健康成長,早日實現“幼有所育”的政策目標。

      作者:謝增毅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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